年羹尧的发迹和败亡:从雍正角度看年羹尧之死的人间百态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臣今日一万分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

不过显然,皇帝示意下的举朝倒年活动并没有因此放慢了脚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与早期王朝或者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种看似更讲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

善于给人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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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按道理,民族初兴、政权肇基的阶段,也谈不上什么规范的礼乐刑政,滥刑酷法是比较多见的。但很奇怪,至少从皇太极当政时期起,满洲统治者就有用善于给人定罪的习惯。比如皇太极在压制昆仲、独揽君权的过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状共十六条。

清廷入关后,在学习明朝法律制度,特别是问刑程序的基础上,继承了本民族这种细致罗列罪状的传统,其获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鳌拜获罪三十款、和珅获罪二十款等等。不过,要说把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的,那还当推雍正皇帝为首。雍正年间的大人物获罪,其定罪之精细超过其他时代,如隆科多获罪四十一款,廉亲王允禩获罪四十款,贝子允糖获罪二十八款。年羹尧这九十二款大罪,单从条数上看,足可称古今罪人第一。

不怕麻烦、喜欢给人几十条几十条地罗织罪名,这体现了以雍正帝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是对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强烈渴求,以至于有些强迫症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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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而统治大帝国,在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下,合法性先天不足;而雍正帝本人的即位程序又颇有瑕疵,他在位期间朝野已经流言四起。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令他随时随地感受到朝野对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并一生致力于对自己的皇位合法性进行解释与强调。

但雍正帝是个极好面子又很务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面对一切棘手问题,既要切实有效解决,还要解决得情理法兼顾,最不济也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

于是,我们在《雍正朝起居注》和雍正年间的满汉朱批奏折中看到的,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皇帝身份而喋喋不休,与任何对象都能展开激烈辩论的胤禛。实际上,不要说皇帝,就算没有什么生杀大权的普通上司,通常也只是兀自下命令而已,不大需要就一件事和人讲出一二三条道理,乃至翻来覆去辩论道理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

不过,一度把年羹尧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帝深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这种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论内中有何委曲,让不知内情的人从表面上看,都只能看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对皇帝的声誉、朝廷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而自己则是站在一个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战争时期重用他,是真诚的、讲道理的;现在逐渐发现了他如此之多的罪行,要诛杀他,同样也是

真诚的、合法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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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虽然他是讲道理的,可他和讲理对象的地位完全不对等,能为自己的“理”调动的资源极度不均衡。所以归根结底,他讲的是一面理,讲的是不公平的理。

再者,雍正帝为人英察善辩,讲理的时候极肯投入,极为用心用力,所以他的“理”看起来总是那么“有理”,不管论证过程还是论证结果,甚至道德高度都完胜对手。

雍正年间士风的变化,实在跟雍正皇帝太爱讲道理、又太会讲道理有关,讲到了士大夫们无理可讲、闭口不言的地步。所以,对于传统王朝士风的培植而言,皇帝爱搜肠刮肚讲道理,恐怕真不如一理亏就打人板子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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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对皇权掌控力的高度自信。

前面我们说,承平时期处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二三十条以上。但到了晚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辛政变后,大权臣肃顺被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人以跋扈不臣为名,六天时间从重从快判了死刑。

因为时间仓促,肃顺又不是个大贪,突袭抄家无所收获,直令草拟谕旨的笔杆子曹毓瑛“思索竟日,周纳无词”实在列不出多少罪状条款。实际上,肃顺的专断强横、把持朝政,比年羹尧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柄一定是很多的。这件事情若放在雍正手里,细细查去,大罪没有九十二款,二十九款也是有的。

但此时的慈禧和奕?,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远远无法与雍正帝相比,对肃顺等人抱着好悬抓住,赶紧杀了省事的态度。

可见,合法性强不强,是一个建立在控制力基础之上的高端话题,对于弱势君主而言,充分论证合法性,实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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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

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确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内剥夺年羹尧的兵权,让已经有一定割据倾向的川陕军政集团平稳“回归”皇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激起许多人都担心的兵变。

第二,

尽量缩小范围、实现精确打击。对于年羹尧关系网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买剥离的方式,使其不至于一损俱损;对于其中特别优异者,还能推诚重用,爱才之心昭然可见;而对于年氏家族的无关成员,更是极力加以保护。

第三,

雍正三年,在“倒年”进行过程中,雍正帝同时向以其亲兄弟允、允禵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层贵族发起总攻,并开始着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国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多点出击而令所有的对手毫无还击之力,他不愧是政治斗争史上的超级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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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倒年”活动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阴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诬陷等等,甚至他赞美、收买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语”,从最后的结果看,也让人毛骨悚然,绝非君子待人之道。

年羹尧之死从年羹尧的死反过来品雍正,看到的尽是人间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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