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亡20年的逃犯落网，周恩来：该和他算账了

1950年3月8日上午，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妇女节，景德镇中贴满庆祝妇女解放的标语，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陈家宅子中，陈福林正在洗漱，突然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操着一口景德镇方言说要与他谈生意，身为一家陶瓷店的老板，他当即同意并收拾东西随他出了门。

两人边走边谈，很快走到了浮梁行署公安局门口，陈敬斋刚刚察觉到不对劲，身后就窜出来几个人，将其按倒在地。

后来在审理的时候众人才得知，原来这个人就是潜逃了20年的逃犯陈敬斋，而且这次行动是周恩来亲自下令，足见中央对这次行动的重视。周恩来曾直言：该和他算账了，一定要严惩不贷！

那么这个让共产党追捕了二十年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让周恩来如此重视？他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陈敬斋是江西都昌人，生长于景德镇，在这个陶瓷之乡，他对于烧制陶瓷十分熟练。但是他不满于在老家的日子，在1925年赶赴广州考取黄埔军校，并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随后又跟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克南昌之后，陈敬斋被调到南昌担任南昌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王枕心出任省党执委兼工人部长，陈敬斋担任工人秘书，两人因此结识，陈敬斋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贪生怕死的陈敬斋认为，继续为共产党做事随时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急忙脱离共产党，逃回了景德镇老家。

但是陈敬斋不仅仅贪生怕死，还爱慕虚荣，没在老家待几个月，陈敬斋就跑到上海，打算另谋出路。他认为第三党既没有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陈敬斋经过辗转找到了王枕心，并在王枕心的介绍下，顺利进入第三党地下组织做事。

但是第三党的工作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的风险，于是他心中又打起了退堂鼓，而且他平时生活十分懒散，组织纪律都不放在心上，第三党负责人见状，便不再给他分配工作，并且很多机密都不告诉他。

这引起了陈敬斋的不满，他强烈要求王枕心给自己分配工作，后来禁不住陈敬斋三番四次的要求，只能将他引荐给了邓演达。邓演达见他懂得一些理论知识，便任命他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方面的负责人。这比他原来从事的地下工作还要高上几个台阶。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敬斋在到上海工作之后，将自己原本的陋习也带了过来。

刚开始他还能好好工作，然而上海是一个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同时又令人纸醉金迷的地方。在外界的诱惑下，陈敬斋的本性很快就暴露了。他变得和之前一样自由散漫，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对工作十分不上心，为此犯过不少错误，但是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变本加厉。他经常在同事之间搬弄是非，挑拨内部的关系，搞得机关内部人人自危，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由于他花钱不加节制，到手的钱总是很快就用完，于是他就经常朝组织诉苦，说自己生活困难，希望组织可以给自己一些补贴，邓演达曾三次亲自批给他补贴，第一次100元，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80元，这在当时都已经是一笔数目客观的补贴，但是每次钱刚一到手，陈敬斋就立刻去风月场所挥霍一空。

长此以往，陈敬斋的这些事情人尽皆知，而且很快就传到了邓演达那里。但是因为当时地下党组织人员身负内部机密，不能轻易脱离组织，邓演达迫于无奈，只好将他留下。

由于他的作风实在不适合再担任地下工作，邓演达只好将他停职待办，准备调离上海。

1931年6月，在停掉他的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经过谨慎决议，决定将他调去福建工作。但是陈敬斋怎么肯放弃上海这个风月场所，去贫瘠的福建工作？他心中非常气愤，并且决定将这笔账算到邓演达头上。

此时邓演达正忙于领导第三党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没有注意到陈敬斋的异常，他曾在多地建设“黄埔革命同学会”，团结了一大批从黄埔军校出身的各党派高级领导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真实目的并且批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一直对他的存在耿耿于怀，在多次派人暗杀邓演达未果后，蒋介石下令悬赏20万大洋缉拿邓演达。这给了陈敬斋可乘之机。

一向视钱如命的陈敬斋看到悬赏告示，他觉得自己再跟着邓演达已经没什么前途了，没有钱怎么能革命呢？于是他决定用邓演达的消息换取这20万大洋。

敲定主意之后，他化名钟春岑，与1931年7月向国民党在上海的稽查处寄了一封信，信中明确告知，如果想要知道邓演达的下落，就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在寻人启事中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并且他还提到，如果自己协助国民党抓到邓演达，希望他们可以提供足够自己出国的资金。

稽查处的处长邓警铭一看到这封信，立即将这封信交给了警备司令熊式辉，想让他做决断。但是熊式辉看完信之后，不想接手这个烂摊子，就让邓警铭将这封信转交给了当时上海市的市长张群，这封信推来推去又回到了邓警铭手中。显然在所有人眼中这都是一块烫手山芋。

许久没有收到国民党的消息，陈敬斋也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他担心第三党发现自己背叛组织的事情，更怕国民党那边不理会他。此时稽查处的处长邓警铭见没有人接手。一怒之下将这件事直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收到消息，十分重视，立刻派遣自己的亲信王柏龄亲自去办这件事。王柏龄早年间和邓演达有一些私人恩怨，对于这件事也是十分乐意为之。

> 1931年8月9日至12日，上海的《时事新报》上果然刊登了“钟国昌寻人启事”。看到报纸的陈敬斋认为那20万大洋自己志在必得，心中欣喜不已，立刻起身前往寻人启事上的地址。

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中人还是比较多的。陈敬斋到了之后小心翼翼地敲了敲7号房的门，房门应声而开，五个看起来十分干练的人在里面等候已久。双方先是试探了一下，在确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之后，陈敬斋才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自己可以带他们找到邓演达，只要国民党能够资助自己出国留学。

为了尽快找到邓演达，国民党先答应了陈敬斋的要求。随后陈敬斋和国民党特务多次密谋，策划了缉拿邓演达的计划。陈敬斋先是佯装答应邓演达前去福建任职，顺势提出想要再见他一面的请求。得知可以送走陈敬斋的邓演达没有想那么多，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和邓演达交谈过程中，陈敬斋得知邓演达将会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援道的私宅授课。陈敬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合国民党准备在这里将邓演达抓获。

1931年8月17日，陈敬斋先被带到静安寺，等学员到到齐后，一起被带进愚园坊。进去之前，陈敬斋胆战心惊的，毕竟这是出卖领导的事，但是当他走进教室，看到邓演达的时候，突然不那么害怕了。

在上课途中，陈敬斋按照约定好的计划，假装肚子疼，以买药为由跑了出去，他早已观察过，附近负责巡查的人很少，于是出门之后直接右拐去跟国民党通风宝信，负责主持会场的人因为注意力都在邓演达身上，没有注意他的去向。

在几经确认之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包围了这座私宅，并成功缉拿邓演达。陈敬斋担心第三党的人找到自己，于是连夜去了南京。

邓演达和蒋介石曾是旧交，蒋介石也是十分看重他的能力，所以在刚抓到邓演达的时候，蒋介石并不打算处死他，而是想要将他收为己用，于是他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去做邓演达的思想工作，但是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也违背了党的初衷，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因此他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与此同时，邓演达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黄埔军校的学生积极参与营救，社会各界人士也不停地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放了邓演达。但是好不容易抓到人的蒋介石怎么可能轻易放人，于是在1931年11月29日晚上，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邓演达被击毙在南京城郊区。

得到邓演达被处决的消息，身处南京的陈敬斋心中后怕不已，他向南京政府申请，尽快将自己送离国外，但是此时的国民党认为陈敬斋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便用一万大洋将他打发了，这与之前说好的金额相去甚远，陈敬斋心中知道这件事自己没有地方说理，只好将这口气咽了下去。

邓演达被捕之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知道是陈敬斋出卖的消息，于是四处寻找他的下落。 眼看出国无望的陈敬斋只好偷偷回到景德镇老家，做起了陶瓷生意。

因为景德镇是陶瓷之乡，做陶瓷生意的人众多，所以陈敬斋混迹其中并不显眼。后来临时行动委员会几次派人前往景德镇寻找陈敬斋未果，又恰逢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这件事只能暂时搁浅。

回到景德镇之后，陈敬斋改名为陈福林，开始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距离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件事再也没有提起，也没有第三党的人到景德镇搜查。陈福林以为这件事已经被人忘记，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警惕，安心做起了自己的陶瓷生意。

1931年到1950年的19年间，第三党两次易名，最终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但是第三党的领导人一直将这件事记在心里。在开展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后，捉拿陈敬斋的事提上日程。民主党的章伯钧主席和彭泽民副主席先后两次向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此事，并郑重提出抓捕叛徒的要求。此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马上令江西省委着手调查此事，并十分严肃地宣告：

该和他算账了，一定要严惩不贷！

> 罗瑞卿当即向江西省委发报，电报中指出，民主党主席已经两次报告此事，受恩来时的那重视，并着重强调缉捕陈犯为江西省公安厅的重要任务，陈犯系“江西一号叛逆”。

彼时接到消息的王卓超就任江西省厅长不过3个多月时间，面对如此重要的任务，他急忙找来陈其勋常委一同商议此事。他将陈其勋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正打算作进一步部署的时候，中共中央发来急报，要求立刻查办这件事。王卓超思量之下，决定将这件事交给浮梁行署公安处的处长田平。

这件事最终落在了浮梁行署公安处处长田平手上。田平迅速缩小查找范围之后，最终将目光点锁定在了一家陶瓷店的老板陈福林身上。相关人员立刻对陈福林展开调查，最终通过户口对比以及相貌对比，确认陈福林就是在逃的逃犯陈敬斋。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田平决定以做生意为由将陈敬斋骗至警察局门口抓获。

1950年3月8号，早已做好准备的人员敲开了陈敬斋家的大门，说是希望与他谈一笔生意。陈敬斋虽然经营一家陶瓷店，但是在这个小镇中，生意并不景气，所以他连忙答应了这个人的请求，并随着这个人出了门。

在经过警察局门口的时候，在暗处埋伏的人冲出来将陈敬斋扑倒在地，陈敬斋正式被捕。

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陈敬斋仗着年代久远，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王枕心身上，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到王枕心的指使，并捏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事实”。这让审理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在审理过程始终没有进展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与农工民主党商议，决定由公安部直接审理。陈敬斋又被押送至北京。与此同时，当年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罗任一寄来一份证明材料，证明当年确实是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导致邓演达被杀。章伯钧、彭泽民等人也以当事人的身份联名致函国务院总理，详细陈述了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整个过程，并强烈要求严惩这个叛徒。在民主党人士的配合下，公安部找到了本案的疑点，并在提审陈敬斋过程中对此提出疑问。面对铁一样的事实，陈敬斋终于无法抵赖，对自己出卖邓演达一事供认不讳。

最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陈敬斋死刑，于1951年6月19日行刑。